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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源摇客(1976年12月2日)_巴瑞·迪弗洛里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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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查兹已经到了。他妈的滚石乐队啊。

不,我不听那位雷鬼巨星的音乐。雷鬼太单调,太无聊,鼓手大概是全世界除汉堡王收银员外最懒散的职业。我更喜欢斯卡,我更喜欢戴斯蒙·戴克。昨天我刚问过汉堡王收银员喜不喜欢《奥伯拉迪,奥伯拉达》,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请她给我一巴掌。咱不知道,她说。我说那你听什么?聚会上放的都是什么?她说大小伙和万能钻石。我说好的,万能钻石和大小伙都很酷,但你难道没听过一首他妈的披头士歌曲吗,就像戴斯蒙·戴克?她说,请注意你的语言,先生,我们这里是个守法场所。

你该怎么制造一起事故?公司里没有哪个人是不能牺牲的,但有时候我也会琢磨他们为什么不派别人来。至少他们没有让我去蒙得维的亚开创局面。那次最后弄得真叫一个一塌糊涂。但我喜欢做我不能讨论的工作。这样我保守其他秘密就更容易了。妻子迟早会面对事实,只要我们还是夫妻,有些事情她就永远也不可能知道,而她只能习惯我们这种人的妻子都必须习惯的生活。四件事里只能知道两件。十次旅行里只能知道五次。五条人命里只能知道一条。我不认为她真的知道我是干什么的。至少本周我会坚持这个说法。我在牙买加,几乎所有事情都在按计划进行。简而言之就是事情轻松得像背课本,在这儿工作简直都有点无聊了。牙买加人的反应往往和你预想中一模一样,我对此并不吃惊。对某些人来说这挺新鲜的,当然有可能只是松了一口气。

接着说刚才那位熏鸡肉老兄,那时候是五月,我不在我应该在的区域,因为我突然想体验一下真正的牙买加。我在跟踪一个男人,他的车在我前面,和我隔着四辆车。一个司机在恒泉旅馆接上了这位需要密切关注的老兄。刚开始我以为派我来是为了盯着他,结果却发现他在盯着我。他以前为公司做事,直到罹患晚期良心发作。只要高官还想招募常春藤辍学生、预科学校基佬、等天气转暖就出柜的美国金·菲尔比,那么这种事就会层出不穷。到我发现他在牙买加的时候,他已经发现我在这儿了。我不算真的乔装打扮,再说想换也来不及了。话虽如此,但我不能让这家伙乱说话,惹出事后必须由我收拾的烂摊子。只可惜我没有权限做到底。冷战都还没结束呢,我就已经开始怀念了。

1969年,比尔·艾德勒怀着一肚子怨恨退出公司。也许他只是个爱发牢骚的左翼共党分子,但成百上千的这种人还留在公司里呢。有时候最优秀的反而最糟糕,平庸之辈只是拥有窃听技能的人民公仆。但优秀员工不是成为他就是变成我,而他有时候相当优秀。他在厄瓜多尔待了四年,事情做得那叫一个没话说,我只需要收拾极少的小麻烦。当然了,我看见他就会想起特拉特洛尔科那个可

爱的烂摊子。老板管我叫“创新家”,可我只是跟着艾德勒的行动手册办事而已。天花板麦克风,就像他在蒙得维的亚用的。总而言之,1969年他良心严重发作,离开中情局后就开始惹是生非,危害人命。

去年他出了一本书——写得不好,但内容挺劲爆。我们知道他要出书,但没有插手,心想:嗯,或许他那些过时情报可以帮忙吸引注意力,让我们完成真正的任务。结果他的情报好得几乎无懈可击,回头再想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还点了几个人的名字。公司员工的名字。高官没有看见,但迈尔斯·科普兰看见了,这又是一个满腹怨气的基佬,曾经执掌开罗分部。他命令伦敦分部从零开始重建。接下来,理查德·韦尔奇在雅典被“11月17日”组织杀害,那是个二流恐怖主义组织,我们甚至没有安排一个志愿者监控他们。理查德·韦尔奇与妻子和司机一同遇害。

尽管如此,尽管我知道艾德勒能做出什么事情来,但我还是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牙买加。他不是政府正式邀请的客人;否则总理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,尤其是仅仅几个月前总理刚和基辛格扯过淡。但总理无疑很高兴他在这儿。另一方面,我在等待上峰的命令,就算不消灭这个威胁,至少也得平息事态。牙买加人权委员会邀请了他,我不得不在已经拥挤不堪的办公桌上另开了一个全新的案卷。这家伙将在几天后发表演讲,充满各色鬼扯的长篇演讲,例如他的名字也是卡斯特罗,等等。说他和我这种人一起在拉丁美洲执行任务,所见所闻让他恶心,尤其是我们允许皮诺切特掌权后的智利。

他没有点我的名字,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他说我们是启示录里的骑士,走到哪儿都会留下一个动荡的国家。他说得当然很夸张,而且也没提那些事情里有多少出自他本人的行动手册。不过总理需要的也只是这些,“动荡化”这种朗朗上口的多音节词语,很容易就能当作他妈的韵脚。但他逼迫我们采取守势,我必须确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。当然了,只有《阁楼》杂志才会听风就是雨。真是该死,美国良心要靠喷绘女人下体讨生活,你说这到底代表了什么?艾德勒这种人,突然长出一坨想炸烂邪恶美国的使命感,其实只是满怀负罪感但又不知道何时该罢手的白鬼子罢了。公司还拿不准主意要不要我帮他退休。

有段时间他声称他有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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